油菜花的怀念

油菜花的怀念


——痛悼我的恩师顾黄初先生


张正耀


  2009年3月9日下午3时,我正沐浴在午后明媚的阳光中准备一份会议材料,突然收到师母周梅珍教授的一条手机短信:我亲爱的恩师顾黄初先生已于3月9日上午八时十分不幸与世长辞!巨大的悲痛顿时如潮水般向我袭来,我捧着手机的手一直抖个不停,因为我的手机中所存的正是顾先生的号码,“联系人”也正是他自己,现在却像是由他自己来告诉我这个惊人的消息,我一下子难以接受。反复读着那条短信,我不知道如何来表达我当时的心情,惊慌失措中,我用颤抖的手按着键盘,给师母回了短信:“晴天霹雳,痛失吾师!”
  还记得一年前,2008年4月9日,正是油菜花盛开的时节,我邀请顾先生和师母来水乡兴化看“千垛菜花”。顾先生兴致颇高,不仅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还要来为兴化的语文教师做专题报告。我担心他太劳累,就跟师母说搞个小范围的座谈,但他知道后,一定要我安排一场报告会。他说他来兴化的机会本来就很少,与一线老师接触的机会更少,借此机会跟大家见见面,聊聊天,探讨语文教改方面的一些话题。那天,他围绕语文新课程改革或引经据典,或条分缕析,激昂慷慨、侃侃而谈了整整一个上午。他热情洋溢地激励我们,在改革的汹涌浪涛中,我们要勇立潮头,坚定不移地投身改革;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教学改革要有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在拥有判断力与借鉴力的同时还要能够返璞归真,回归到语文教学的本真上来,语文姓“语”,这是最为根本的一条。为此,他对怎样做一个新时代的语文教师,对我们提出了殷切的期望。他勉励我们要在读书、钻研、思考、实践、总结、反思等方面做踏实的努力,要能够在听、说、读、写、思等十个方面做“十项全能冠军”。他的教诲,如醍醐灌顶,使听者如沐春风。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那次的报告竟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讲话,成为他在语文讲坛上的绝响!
  正是在这一次的见面中,我向顾先生汇报了与恩师分别二十多年来的工作情况,在为我的教育随笔集《零度的眺望》所作的“序言”中,他记下了这样的一幕:“这次在兴化,他兴冲冲地捧出两只大信封来。一只信封里装的是纸质已发黄的一本‘毕业纪念册’,上面就有我的亲笔题辞:‘为祖国培养四化建设的人才,是幸福的、光荣的事业。希望你珍视自己的事业,努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这就足以证明他确确实实是我的‘嫡传弟子’,而且一直把它珍藏了23年!另一只信封里装的是整整齐齐的一大摞文稿,这是他近年来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写成的一部‘教育随笔’集,书名《零度的眺望》。他是想用这部即将付梓的书稿来证明他没有辜负我当年对他的临别嘱托。他要我这个23年前的他的老师作为他这部新著的第一个读者,并作个‘权威’鉴定。”
  令我特别感动的是,他回到扬州后,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审读了全书的初稿,他几乎对每一篇文章都进行了认真细致的修改,那一句句鲜红的批语中,有赞扬,有批评,有建议,有婉商,有修正,有补充。不仅如此,出于老师对学生也是长者对晚生的偏爱,他还写了长达4000余字的序文,不吝笔墨,对我褒扬有加,催我奋进。他谆谆告诫我,做好一名语文教师,要想在语文教坛上有所建树,必须在这样几个方面作不懈的追求:一是勤于读书。叶圣陶先生早年曾说,要当一名称职的教师,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有本钱”,二是“肯负责”。二者不可缺一。这里说的“有本钱”,主要就是有深厚的知识积累和业务功底。具体到行动上,就是肯读书、多读书。二是善于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论语》的名言。要能够在别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地方,发现常人未必都想到、想到了也未必都弄明白的问题。这是一种高层次的优良思维品质。三是精于表述。“表达”分为书面的和口头的两种。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书面上精于表达固然重要,口头上精于表达同样重要。他进而提出,当今教师的专业培训,要在表达能力的锻造上多下功夫。有了这样三个方面的坚实而持久的努力,就能拥有自己的“语文人生”,就能创造出语文教学的辉煌生命。同样令我没有料到的是,他为我所写的序文,也竟成了他在中学语文教学与研究方面的绝笔!
  我走出大学校门20多年来,一直在农村中学遵循恩师的教导默默无闻、踏踏实实地教书;而他则在母校一直高擎语文教改的大旗,孜孜以求、无怨无悔地坚持语文教育研究工作,开拓着一个又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收获着一个又一个的研究硕果,所以我们师生间直接的交往并不多。但我们同学或校友见面时,谈得最多的就是顾先生,大家对他的学识,他的为师,他的品德,他在当代中国新时期语文教学与研究事业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都有着极为美好的记忆、难忘的印象和强烈的心灵冲击。一年半前,我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江苏省口岸中学遇到了阔别已久的他,他仍然是那样的平易近人,虽然由于年岁已久,他已不记得我了(因为他教的学生太多),但他一听说我是他的学生,非常高兴。我也又像当年在他的课堂中那样,聆听了他所作的有关“语文人生”的讲话,再一次受到了极大的教益。也正是在那一次的见面中,我跟他和师母才有了“菜花之约”。
  去年“五一”后,我顺便到扬州去看望他和师母,由于我把他的住址弄错了,结果他在他的寓所楼下等了我好长时间。到他家后,他又忙前忙后地张罗招呼我,看他忙碌的样子,我很不过意。坐在他简陋而整洁的书房里,抚摸着那张年代已久的简易的办公桌,我不禁感叹,顾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写出了一本又一本的语文教育专著的啊!师母还饶有兴味地向我讲了顾先生往年的一则“轶事”:那是他在“文革”中被打倒后,被“流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生产队里安排他去养猪场养猪,一次师母去看望他,发现他正在津津有味地看一本书,师母拿过来一看,原来是一本《怎样养猪》的小册子,师母气不打一处来,半是气恼半是怜爱地对他说:“你还想一辈子养猪啊?”顾先生告诉我,那时想到的就是把猪养好,结果他养的猪又肥又大,年终生产队里还对他进行了奖励,说到这里,顾先生不无得意地呵呵笑了起来。这就是顾先生的认真。
  在顾先生家里,师母告诉我,“五一”间,他们的儿子和女儿都从上海回来了,一家人到瘦西湖游玩,为顾先生拍了很多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和师母的合影,被放大在书房里。照片中的顾先生,在潋滟波光、依依绿柳的掩映下,是那样的神采奕奕。我当然想不到,就是在那之后的不到一个月,一次例行的身体健康检查却发现,顾先生他竟早就患有不治之症!
打开电脑,我一张张翻检着顾先生欣赏“千垛菜花”时的身影,照片中的他,或坐或站,或驻或行,但每一张中的他都是那么的神定气闲,举止自如,他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又是那样的从容淡定。而他的身后,正是那如火焰般激情燃烧自己生命的金黄的油菜花,那么耀眼,那么绚烂。那是一个对生命充满强烈热爱之情的古稀老人、我的恩师所留赠给我的最后的也是最好的礼物,我将永远珍藏!
  走在和煦的春阳里,看到漫天遍野烂漫的油菜花,正在春风中载歌载舞,它们在歌唱着自己的光辉生命,它们在展露着历经严寒、迎来灿烂的生命风采。悠悠往事,只能回味,我努力咀嚼着我与顾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万千滋味涌上心头,“斯人惜已殁,千载有余情”。我的眼前突然幻化出了这样的一幅图景:又到今年赏花时,他在丛中笑。事实上,在我的眼里和心里,这些旺盛怒放的油菜花,又何尝不是如我一样,用这种特别的方式,表示对我的恩师的深切怀念呢?

谁该为这杆“假秤”埋单

谁该为这杆“假秤”埋单


张正耀


  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名为“一位清华老教授的呼吁:英语成考试工具,应把四六级考试停掉”的帖子,在各大论坛上异常火爆。发出呼吁的是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孙复初。他今年已经72岁了,从事外语教育工作30余年,教过的学生超过3万人。孙复初在接受采访时称,英语教育成了应试教育及标准化考试的受害者,四六级考试是一杆“假秤”。
  孙复初举了两个真实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有位外交官的孩子在美国待了很多年,回国后在大二插班,但这位长期在美国生活和学习的大学生做了一张标准化试卷后。竟然没有及格。另外一例出自北京的一家期刊,说有7位外教参加2005年度的高考英语考试。成绩出来后,只见满分应为150分的考卷,几个人平均分只有71分。而一些用标准化考试考了高分的学生英语应用能力却很差。
  孙复初说,在这种标准化考试的指引下,英语成了考试的工具。学习英语的目的是为了考试过关或取得高分,而不是为了吸收和学习新技术、新思想和国外的文化。
  笔者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常常感到心理极不平衡。因为学生对英语重视的程度远远高于语文这门母语学科。事实上,在中学阶段,有“英语口语等级测试”,规定初中毕业生要达到初级几等,高中毕业生要达到中级几等,“口语等级“成了学生能否录取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的衡量标准之一。在英语科的中考与高考中,还有专门的“口语听力”部分。学生进入高校后,更是从一入学就锁定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简单比照一下,我们的语文教学,好象并没有这样的“礼遇”。且不说语文学科没有什么“口语等级”“听力”测试,更谈不到对学生有这些方面的录取要求;就是在平时的学习中,学生及其家长对英语与语文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家长们经常为孩子的英语学习四处请人找“家教”,这当然有英语基础方面的问题,但家长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相较而言,找语文老师补课的学生几乎没有。至于学生进入高校后,除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和极少数喜爱文学的学生之外,认真学《大学语文》与阅读汉语方面书籍哪怕是中国文学书籍的学生,恐怕就微乎其微了。有的大学的许多专业根本就不开语文方面的课程,即使开设了,也只作为“选修课”,学生怎么会重视呢?更何况,高校对学生的毕业只有英语水平而没有汉语文水平的要求,我们只听说有学生因英语不过关不得毕业的,好像还没听说过哪位学生因语文不过关而不得毕业的。
现在,对英语教学的重视程度已越来越高了。有的地方从幼儿园就开始教英语,不少小学从一年级就进行所谓的“双语教学”,基础教育条件稍好的地区要求小学从三、四年级开始开设英语课(包括很多农村小学),乃至于现在大多数农村小学英语教师人才奇缺。一个人学习语文的最佳时机是其幼年阶段,在这个黄金阶段,不加大母语教学的力度,反而过分地去重视外语教学,这是不是有点儿舍本逐末?再说,我们的学生所生活的环境和学习的条件也不具备同时学习两门语言的基本要求。作为一个有20多年教学经历的教师,笔者发现,学生的语文水平正呈逐渐下降趋势。这个方面的情况也屡见于报端,高中毕业生写不好作文已是公认的事实;一位中学语文教师的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帮人写了一封短信,内中有错别字10多个,所写句子基本不通;大学毕业生不会填写“履历表”,不会写“求职信”,从网上下载或克隆“自荐信”;大学教授为自己的研究生修改论文中的错别字与病句等等情况,可谓屡见不鲜。这些情况都说明现在学生的语文水平之差确已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这不能不说与我们长期不重视汉语文学习,而把学生大量宝贵的学习母语的时间花在学习外语上有极大的关系。
  笔者并不反对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开设外语课,特别是高等教育阶段,外语课是非开不可的。但问题是,外语课开设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我们的一切教育活动都要从实际出发,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要培养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中的劳动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实际的工作与生活中,对外语运用的水平并没有太高的要求;而真正从事外语教学与研究,从事与外语有密切关联的工作的人群毕竟是少数。我们为什么要如此过分强调外语教学,乐此不疲地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学习时间而为极少数人服务呢?这其中的真正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孙教授所讲的,英语学习已成了应试的工具,是入学与就业的“敲门砖”,而已完全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与意义。
  我没有去过外国,不知道人家是怎样进行“外语”教学的。但有文章介绍说,在美国,“中文”是作为选修课程的。我所在的学校,每年都要接待来自日本的青少年友好访问团,与他们接触下来,人家的英语水平远没有我们的学生高。我前几年还遇到过一个让我非常憋闷的事情,我的一位学生从事出国劳务输出工作,有一天他突发奇想,竟想把我这位“中学语文高级教师”输送出去,我也被他说动了心。但一拿到“登记表”,我傻眼了,因为上面的首要条件,就是“精通英语”,我不要说“精通”,就连简单的会话也不行。但我从大学到中学,也接触了不少的“外教”,却没有一个会说流利的中文的,也更谈不上“精通”,他们可不是照样做“外教”、拿高薪?有的人来中国“淘金”,只不过因为他有个外国人的身份。近几年我所见到的几个“外教”,没有一个是正规的教师,都是什么邮递员、记者、考古工作者、经商者。造成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原因,就是我们对外语强调得过了头。当然这与我们这个民族的自信心有很大关系。前几天报纸上有一则报道,介绍北京奥运会组委会组织人员对奥运会期间各国运动员在京享用的菜谱进行翻译,结果许多极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菜肴名称被译得不伦不类、笑话百出,这不也反映了我们对外语的过分迷信而对自我缺乏应有的自信吗?如果照我们的这种思维,“肯德基”“麦当劳”这些世界著名餐饮企业到中国后就应该换成汉语,但那样一来,谁还会认识它们呢?
  也许有人说,鲁迅精通几门外语,林语堂用英文写作,就连最“土”的老舍先生也有在英国讲学几年的经历。但我们知道,这些人在中小学阶段几乎是没有接触过外语的。即使学习了,也远不如我们现在如此地过分强调与依赖。更何况,他们中的哪一位不是学贯中西呢?他们哪一位的汉语水平不是顶尖的?事实上,他们中的每一位所凭借的基本语言还是汉语,他们可真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退一步说,他们学习外语的目的,可不是为了参加什么考试,更不是为了得什么高分,而是为了真正地从外民族的语言中吸取养料,为了丰富我们的民族文化。这才是对待学习外语的正确态度。
  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标志是什么?语言。语言是一个民族身份的象征性符号,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一个民族的文明传承,只有也只能依靠语言才能进行。为什么上世纪侵华日军在占领一个地方后,要中国的学校教授日文?原因很简单,他们就是想要中国人忘记自己的民族身份,忘记自己的民族历史,忘记自己的民族文化,从而达到永远征服中国、永远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中学语文教材中有一篇传统课文,是法国作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讲的也正是这个道理。这样说话,似乎把问题说严重了。但现在的事实情况是什么呢?首先是学生的语文水平之低,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其次是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的状况,也到了让人不得不警醒的时候了,最现实的例子就是,今天的学生只知道“圣诞节”不了解“清明节”、只重视“情人节”不清楚“端午节”,乃至整个社会风气中传统节日逐渐式微:过洋节了,商业炒作热闹非凡,而传统节日呢?恐怕除了春节外,就非常地冷清了;再次是由于学生语文学习的先天不足,而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进而造成的传统道德水准、传统品质情操的缺失甚至荡然无存。这些现象的形成,其因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我们由于教育的功利性短视行为而对语文教育的轻视与冷漠,对外语学习的过分提倡与重视,难道就没有一点儿责任?
  这恐怕才是英语四六级考试这杆秤之“假”的问题所在。
  那谁该为这杆“假秤”埋单呢?

生命在于等待

生命在于等待


 


一次去外校听课。这是七年级的一堂语文课,课文题目叫《生命的意义》,节选自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按理说,这堂课应该上得很实在,因为文中的主人公保尔此时双腿残疾,眼睛也几乎失明,他正承受着有生以来最大的精神痛苦。他来到烈士陵园,看到了那些他所熟悉的与不熟悉的战友的坟墓,心潮起伏,坐在园中的长椅上,他开始了“生命有什么意义”的沉重思考。节选部分,人物的动作描写生动传神,心理刻画细致入微,环境描写对人物的心理揭示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教者似乎对这些很“语文味”的东西非常不屑,在课堂上,他设计了这样几个问题:


1、在保尔看来,“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2、对他的这一看法,你是怎样认识的?


3、你认为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要求学生围绕上述问题阅读、思考。五分钟不到,对第一个问题,学生在文中很快找到了“答案”;对第二个问题,学生也几乎不假思索就明确地说“赞同”“好”“很正确”等。这两个问题解决后,教师就重点围绕第三个问题组织学生思考、讨论、写作、交流。课堂上,学生一会儿沉思默想,一会儿奋笔疾书,一会儿热烈讨论,一会儿展示交流,气氛可谓活跃异常。但课后,我问学生:“这节课我们的学习任务是什么?你们真的理解了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了吗?”学生却是一脸茫然。


无独有偶,两年后,我在高中语文课堂上听课,这次听到的是苏教版新课程高一年级(必修一)中的《我的五样》一课。这篇课文是作家毕淑敏在经历了艰难人生选择之后的心灵演绎。她回顾了自己在人生道路上曾有过的追求,曾拥有的梦想,曾遭遇的痛苦,曾经历的彷徨。在对人生之路的反复筛选中,她找到了她的最爱——笔。因为她喜欢写作,她爱写作,写作已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为了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展现得更真切些,她用文学的笔,艺术化地设计了一节“体验课”,用“选择”的方法,逐一排除生命中的其他元素,最终选出自己的“最爱”。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作家的艺术手法,是作家构思匠心的体现。但是,教者没有引领学生去阅读全文,没有整体把握作家通过这样的文字所要表达的思想与感情,也没有对文中细致的心理刻画进行体会与研习,特别是没有对作家运用多种文学笔法来展露心理活动的艺术特色加以分析与欣赏;而是要求学生像文中所说的那样,每人拿出一张纸,在纸上写下“我的五样”,然后“依样画葫芦”地一样一样地划掉,最后每人只剩下“一样”。学生都划好后,教师组织学生在课堂上进行交流。交流的主要内容有:


1、最后,你选择了哪一样?为什么?


2、你开始选择的是哪五样?


3、你为什么划去了其他四样?请具体说出你的理由。


课堂上,学生一个个“你方唱罢我登场”,争先恐后地发言,所谓的“新课程理念”似乎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课后,我问学生,这节课的学习内容是什么?这篇课文你读懂了吗?作家在文中所设计的“五样”和最终选中的“一样”,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在这个道理体现的过程中,作家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她为什么这样写?如果你来写,你怎么表达?对这些问题,学生同样是一脸的茫然。


我与教者交流,教者回答道:“《教学参考书》上要求这样做,而且把这篇课文设计成‘活动体验’课。”我不禁愕然,翻开《教参》,果然如此!


对上两节课,我只能哀叹:这是我们的“语文”课啊!教师不引导学生去认真阅读文本,不从文本的阅读中去进行“生命”的体验,能实现我们的教学目标吗?这样的课,怎么听来听去,总感到像是“政治”课,像是“班会”课,甚至像是“说教”课?美丽纯洁如花的少年们啊,你们真的通过这样的课,读懂了文本,理解了文本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并且懂得了什么叫“生命”,什么叫“生活”,什么叫“生命的意义”了吗?


新课程理念告诉我们,课堂既是知识接受的地方,也是知识生成的场所;既是文化传承的环境,也是文化创造的天地;既是生理生命和感性生命存在的地方,也是人的精神生命、道德生命和人格生命养成的场所;既是社会适应和个人满足的过程,也是超越社会和个人的过程。生存、创造和超越不是在专制、等级、强制、禁锢和人为设定与自我封闭的课堂中实现的,而是在民主、平等、自由、开放和充满个性与自我特色的课堂中进行的。没有了学生的自主阅读、自我认识,没有了他们的自我感悟,也就没有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的情趣,他们的思维就不能插上飞翔的翅膀,也就没有了他们的生动、活泼、自主地持续发展。而要达成这样的教育目标,除了需要教师能够拥有一个明辨真伪的大脑,有一颗包容的心灵,有一双关注的目光之外,还特别需要教师拥有足够的耐心——因为“花开的声音”,只有等待的耳朵才能听到。


在我们的课堂上,我们经常教育我们的学生要有自己的想法,要有独立的见解,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想法”“见解”,它只能来自于“生活”,只能来自于对“直接生活”或“间接生活”的认识、感受与体验。而现在的中学生,年幼无知、视野狭窄、世界观尚未形成,他们整天穿行于学校、家庭两点一线之间,与社会的接触很少,对生活也缺乏起码的了解。他们的独立生活还没有开始,怎么就要求他们有“见解”、有“看法”呢?即使他们有了一些想法和认识,也只能是他人的或片面的,不会有自己的真实体会,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主观评价。他们的人生道路还没有真正开始,让他们去思考什么“人生”,什么“生活”,能思考清楚、思考透彻吗?在他们中,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生活的磨难与考验,又怎么会对“生活”、“生命”等这些重大的命题有发自内心的见解与看法呢?即使有,也是很肤浅的,正是所谓的“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人们常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养儿才知父母恩”、“牛大自耕田”,说的都是人对生活的见解与看法都是慢慢地从生活中体会出来的,从事件中引发出来的,从经历中感悟出来的,是自然地生长出来的。


一句话,保尔如果没有经受过生活的各种磨难,他怎么会有“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的沉重思考?毕淑敏如果没有对自己生活道路的重新选择,她又怎么会有有关“人生真爱”的见解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语文课是不是应该多做一些能体现“语文”学科特色的思考?是不是应该多从学科的特点出发,作更为明确而有效的教学?是不是应该在如何培养学生的语文阅读水平乃至语文综合素养上更多地花些力气呢?这是因为:


花朵的开放需要时间,生命的成长需要等待。


 


 


 


 

别说话,我的眼里有泪

别说话,我的眼里有泪


 


听一位年轻老师上高二的一节语文课,课文的题目是《父亲》,作者是我的同龄人,湖北的一位作家叫刘鸿伏。初进教室时,这位年轻老师正在播放一首叫《父亲》的歌曲。由于是课间,学生还没有完全安静下来,所以我也没能真正地听进去,只知道这是一首歌颂父亲的歌而已。我匆忙地翻阅着课文,很快了解了课文的大致内容,好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随着这位老师的引导,课堂气氛渐渐进入了佳境,我也渐渐地被作者所抒发的感情打动了。当课文学完后,教师出示了上世纪80年代一幅名为《父亲》的油画时,我惊住了。因为这幅画曾在当时引起过极大的轰动,我还专门看了不少有关的评论文章,这不禁勾起了我对以往生活的一些回忆。临近下课时,这位老师又一次播放了那首名为《父亲》的歌,这时教室里极为安静,听课的老师和学生都沉浸在温情而甜美的歌声中。我静静地听着,突然一个念头突然闪现出来:“父亲” !我的父亲呢?我的父亲已经没有了啊!好象是在一瞬间,我的泪水突然流了出来。我怕学生看见,想站起来走出去,但我又怕自己控制不住,会失声地哭出来。于是就这样坐着,一边听着歌曲一边流泪。下课了,我还愣坐着,一旁的同事叫我:怎么还不走?我这才回过神来。


直到评课时,我的情绪还没有完全调整好。发言时,仍然非常的激动,只因为我被感动了。


我的感动,首先来自于这位年轻教师的课堂教学设计。她先播放MTV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来营造课堂学习的气氛,使学生很快地进入一种特定的情境中。虽然这样的情境刚开始并没有真正发挥它的作用,但这毕竟使学生能快速地进入一种学习的状态,寻找与所阅读文本的联系点与融合点。然后她引导学生去找最让自己印象深刻的语言片段、主要段落,那都是作家深情的浓墨重彩、精心描画之处。看之,读之,思之,议之,已深深地打动了听课者。然后她又出示罗立中的那幅著名的油画,画面上那位老父亲,满脸的沧桑,满是皱纹的手捧着那只粗花破碗,虔诚与迷茫、苍凉与忧郁、艰辛与苦难、不解与困惑、希冀与失望……都一一地写在了脸上,写在他的手上,写在他的衣着上,震撼人心,催人泪下。在课堂的最后一个环节,又一次播放歌曲,与课堂的开头形成呼应,使所安排的环节不只是一种点缀,既使课堂结构完整,又起到了催化学生情感的作用。我的流泪也就证明了一切,因为在这之前我也与大多数学生一样,并没有读过这篇文章。


这样的教学设计,由情入手,披情入文,以情贯穿,以情作结,“情”贯穿了整个课堂,“情”牵动了所有听课人的心。这是一节令人“感动”的好课!


我已经有好长时间听不到这样让我“感动”的课了。这在最重人文教育的语文课的课堂教学看来,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但事实就是如此。老师不“激动”,学生不“感动”,课堂不“生动”,不仅课堂气氛沉闷,而且要实现语文学科的人文教育的任务也根本无从谈起。在这方面,有教材本身的问题,也有教师教学水平认知能力的问题,更有教师的情感态度因素及其投入的问题。教师对教材的二次开发利用,教师对教学方法的精心设计,教师对课堂节奏与气氛的把握与调控的本领和水平,无一不透露出我们对语文教学的理解和认识的层次的高下。


我的感动,还来源于教材。这篇教材选得相当好,它形象而又深刻地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人的生活状态与思想状况。在一位只知成天劳作的农民的眼里,只有劳动,才有出路;只有掌握劳动本领,才能生活下去;只有故土,才能使人生存。但儿子长大了,有出息了,考上大学了。这在他看来,简直是无法理解的事,所以,他突然对儿子充满了敬重,突然间对儿子即将开始的生活产生了忧虑与恐惧。在他送儿子去上大学的路上,他对城市生活充满了好奇,更充满了担心。出于对儿子的担忧,更可能出于对自己大半辈子生活的反省以及对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状况的强烈反差的直观对照,他流泪了。这是一个从不流泪的中年男子,一个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贫困,什么叫困难,什么叫折磨,什么叫幸福的农民的泪水。正因为如此,父亲的流泪才在作者的心目中、灵魂里留下了极为难忘的印象,形成了他心底的永不磨灭的烙印。


作品中有一个细节,说的是大热天里,父子俩在地里劳动。父亲因儿子的笨拙和力气小而训斥儿子,儿子却因年轻气盛而与父亲发生了有生以来也是一辈子中唯一的一次拌嘴。但就在这时,儿子的老师来了,他给这位年轻人带来了喜悦,带来了那张令山里人祖祖辈辈都不敢企望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于是儿子当即扔下了“禾桶”,父亲也就变得一言不发,以至晚上在家里喝酒时,一言不发,一脸惭愧。这是一位农民,对知识、对文化,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的一种敬畏。这样的父亲,多么的淳朴,多么的本真,又是多么的令人钦敬。


当然,可能是由于受教学时间的限制,更由于对文本的挖掘还不够深入,课文中像这样一些令人感动、值得深思的好段落玩味还不够充分,对感人细节的品味与揣摩也明显的不足,这多少使学生对作品所蕴含的情感的把握以及与作者情感的融通上还可能会有一些心理及认识上的距离。


当然,我的感动,还来自于我的个人经历。因为我的父亲在两年多前病逝了,而我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地为他写过任何的怀念文字。虽然我也想为他写点什么,但我动笔写的时候,却总是不知从何说起。可能是因为年轻的原因,我在青年时候与父亲发生的争执不少,这使我们之间总有一种隔膜,父子的情感好象总是粘合不起来。他得了重病,我为他延医买药,送汤喂水,但我就是流不出眼泪。他咽气时,是在我怀里瞑目的,但倔强的我并没有一丝的慌张,我仍像平常一样,井井有条地为他安排着后事。很多人惊服于我的冷静与理智,但我知道,这实际上与我和父亲的感情关系有关。两年多来,我回老家多次,每次回家都要去他的老房子看看,看看他铺的水泥地,看看他砌的花圃,看看他写的贴在门上已经发白并破损的对联,我的眼里也会有一些湿润的东西。或许,我的情感需要一个触发点。而今天的这一堂课,这篇文章,课堂上播放的这首歌,就成了我情感宣泄的触发点。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在课堂上,受所教课文的内容影响与触发,情不自禁地跟我的还不谙世事的学生说起我与我父亲的一些往事,谈谈我的种种感受,有时我讲着讲着也就哽咽着讲不下去了,而在下面听的学生眼中也会有一些闪光的东西,每每这时,我知道我的讲述“感动”了学生。


由此我想到,在课堂教学中,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设计与渲染,适当调动学生的生活积累,引导与激发学生的某种情感,有时不妨老师就直接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与学生交流,课堂效果肯定会很好,学生肯定会被感动。


一位曾经获得过全国课堂教学大赛一等奖的特级教师告诉我一件事:在一次作文中,一位学生深情地写了自己与父亲的故事,故事很感人,老师在改作文的时候就禁不住流了泪。作文评讲时,老师让她读自己的作文,当她读到自己的父亲因患癌症而不幸英年早逝时,学生哭了,全班的同学也都哭了。等学生稍微平静下来后,这位教师向学生讲了自己的一段故事:“文革”期间,父亲“打倒”了,全家从城里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一天,年仅16岁的他撑着生产队里的一条装满了稻把的水泥船。他吃力地撑着,突然一阵风来,船被风刮得横了过来,不管他怎么用力,船就是不听话,当他再一次试图用力时,船篙却漂走了。这一幕情景被正在岸上挑泥的父亲看到了,他快速地扔下了担子,飞跑着从堤岸上一下子滑到了河边,想来帮自己的儿子。但却被生产队长看到了,队长一边喊着父亲的名字,一边跟着追到了河边,他大声地呵斥着父亲,让父亲继续去挑泥。就这样,父子两人一个河里,一个岸上,在秋天的狂风中,无助地望着对方。讲到这里,老师停了下来,班上鸦雀无声,似乎隔了好长时间,教室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但学生的脸上却个个是一脸的严肃。


这样的课堂正是使学生“感动”的课堂,因为学生的情感有时是需要激发的,只不过这种激发,需要的仍是情感的催化剂,这正充分证明了费尔巴哈的名言“感情只对感情说话”的无比正确。在这样的课堂上,我们还要担心“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目标不得实现吗?